我的《餘生》經驗－－舞鶴與文學

舞鶴，本名陳國城，一九五一年出生在台南。從一位經典作家的角度來說，他起碼在年齡上已經攀到了邊，這是一個選總統都有年齡限制的時代，不到四十歲的文字工作者，無論其才華再怎麼耀眼，似乎都註定了要暫時被禁錮於歲月之中。

當然事實上，舞鶴從青年就已經開始創作文學、編輯報刊，曾獲得吳濁流文學獎與賴和文學獎兩項本土小說的代表性榮耀肯定，他的知己兼莫逆駱以軍更稱呼舞鶴是「偉大的惡漢小說家」。有惡趣味的讀者則將這兩人的出現，比擬為九零年代台灣文壇的群魔亂舞時代。

大概是他們兩位作者都有一種共通的特異獨行吧！對於小說懷抱著別人所沒有的熱情堅持，連帶著下筆所形鑄出來的文字也變得魔幻妖嬈；有人喻為異端、有人則不敢直視那恍若豔陽逼目的文字。試舉一例，董事基金會在去年通過菸品健康捐的立法時，社會上正反兩面意見紛呈，但似乎道德正義派仍稍佔上風，在此時，駱以軍毫不遲疑的跳出來寫下一篇「一個吸菸者的抗議」；本來就不吸菸的我，看了這篇文章也不免替這些癮君子大大抱屈，並對假「良善」、「正義」之名的粗魯暴行深感厭倦。一直以來，駱、舞二人就扮演起這種角色，揭露人類文明裡的禁忌、大人們不願坦然面對（曾幾何時我也是大人了）的那部分，而被暴露出來的血肉往往讓許多讀者會感到坐立不安。

有人說，閱讀他們的小說，會讓人有種：

既痛苦又極樂的感覺，像是游走在癲癇和入定的交界處，忽忽若狂。似乎作者的意志力正在貫穿讀者，而他們的意志力是如此強大又暴虐──當舞鶴從山上的禪寺走回逐日喧囂的淡水；當駱以軍從憂鬱症的冥界走回寫作的小旅館──他們是歷經過如此艱鉅的苦才能跋涉至此，而我們卻是如此幸運，只要當一個足夠與作者的力量搏鬥的讀者，那就夠了。

聽起來有點像是吸食毒品的上癮者，不是嗎？會讓我有類似感受的作者還有早年的村上春樹，為什麼特別強調早年，因為似乎隨著生理精神的成熟，善於寫作的肉體，原本連接筆端的敏銳寫作神經也會有所轉變，像是纖細的樹苗逐漸熟成，變成堅硬的木質與粗韌纖維，意志力也就趨於執拗起來；並非說這樣的轉變不好，如同四季的遞嬗一般，生物都會經歷過這樣子的成住壞空，問題只在於－－階段性的切割點會出現在何時。

舞鶴是屬於一方面與外在環境張牙舞爪的抗爭，同時也跟不斷茁壯、漲裂的內在自己互相撕扯的這種人。斬斷企圖成為堅韌樹幹的靈魂觸鬚，讓它不停的經歷成長、夭折、綻出異色血花的輪迴，到達不了穩定的過程是超乎尋常地痛苦。

我引用小小書坊店長的話作結：

初讀舞鶴的小說並深受震憾的，是早期的作品，〈拾骨〉。剛從莫斯科回到台灣、修習俄國當代文學的我，問了我自己一個問題：他是誰？

沒過多久，《餘生》出版了。《餘生》於我在華文小說閱讀的經驗上，有幾個重要的指標，其中為最的，我想是它打破、並且重新塑造了我對於中文使用的想像，而這一點，極為諷刺地，卻正是他的作品被屢屢劃上標籤，並且稱為「無法與一般讀者接近」的主要原因。《餘生》為舞鶴帶來諸多獎項、學院研究也就此無法遏抑地延燒開來，然而，對於一般讀者而言，舞鶴依然陌生。

我對這樣的現象感到困惑，對於評論稱舞鶴「小眾」、「邊緣」、「孤絕」感到不解。這份困惑與不解，來自於我拒絕接受，他的作品只有少數人才能「讀懂」，而 事實上，我的困惑很快就獲得解答。這個歷程，也跟小小後來所選擇的路，是一致的。

這個事件，我們姑且稱之為「餘生經驗」，而這個經驗簡單的說，是戳破了某 些知識份子的孤高幻想，而證實了我的臆測：我們的文學閱讀能力之侷限，來自於教育的霸權以及媒體的高度同質，除此之外，別無其他。 「餘生經驗」之後，確立了小小在創立之時，就必須擁有一個空間，能夠長期帶領讀書會，將那些被某些知識份子、評論家、媒體認為「難」的作品，帶到走進這個空間的讀者面前。因此，當獨立書店聯盟的大師經典推薦書展要展開之時，我毫不猶豫地選了《餘生》這部作品，小小的初始，確實可以說是從這本書開始確立它的方向的，迄今，通過更多、所謂更「難」的作品，也證實了這個方向是對的。

另附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研究生林麗如之碩士論文「歷史與記憶－舞鶴小說研究」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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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碎碎念

本週又回到濕冷的天氣，真是北部人心裡永遠的痛。每當這時候我就會想起以前住在屏東的日子，一、二月都還可以沖冷水澡不會感冒的瘋狂…。
那種瘋狂的舉動還是不要常做比較好，大家要多多注意自己跟周遭朋友的健康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