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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11日 星期日

此處已無天使--關於保羅.巴奇加盧比《曼谷的發條女孩》

吳明益/東華大學華文系副教授
「也許總有一天,所有人都會變成『新人類』,你們會回頭觀望我們,一如我們回顧可憐的尼安德塔人。」(《曼谷的發條女孩》,2011:493)

村上春樹曾說他自己不寫「近未來」的小說,理由是「近未來」在小說中的描寫已經形成一種固定模式,通常都是不斷下著雨,灰濛濛的天空,哀傷的氛圍,要突破是非常困難的事。同樣地,末日也非常難寫,書寫者必須像構築一個新的、完整的世界一樣,去擬想一副「原本的世界即將消逝」的圖景。毀棄一個世界,更建立一個世界同樣艱辛。站在此時臆想未來:基因科技、能源問題、污染問題……當然都是近未來小說或是末日小說必然會關照到的議題。但更重要的,是如何順著這個圖景,把自己想呈現的意圖自然地擺放進去,從而觸及到讀者的心靈。臺灣過去翻譯過的作品,像瑪格麗特‧愛特伍的《末世男女》(Oryx and Crake)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曼谷的發條女孩》是一部流暢,細節迷人,對泰國文化與部分生態知識下了硬工夫的科幻小說。故事的發生背景是在能源崩壞、海水上漲之後的天使之城─曼谷。這部頻頻獲獎的作品,成功的唯一因素就是作者保羅‧巴奇加盧比(Paolo Bacigalupi)不但善於想像,也善於感知各種階層人們內心衝突的敏感能力。小說角色分別由「熱量販子」安德森‧雷克,他所雇用的華人福成,以及被稱為「曼谷之虎」的環保部警察賈迪推動,這些角色的設定讓敘事節奏非常明快。

在巴奇加盧比設想的未來中,能源回復到得靠基因象推動齒輪來產生,基因柴郡貓則泛濫到處流竄,甚至得靠撲殺來維持平衡,而基因改造的種子則常常失控染病。這樣的世界設想,讓跨國企業涉入基改與種子庫的爭奪,能源成為國際問題,也成為小說中政治力主要展現的場域。但基改與氣候變遷、環境污染往往只能間接呈現人性,在科幻小說中,最直接衝擊「人究竟是什麼樣的存在?」這樣命題的創造物,莫過於「人造人」。

《曼》書中的「人造人」稱為「發條人」(其實windup真的是很難譯得漂亮的詞)。發條人合理地來自此刻最投入機械人科技的日本,但他們是基因改造與機械的綜合體,並非純粹的機械人。我十分著迷於「發條女孩」惠美子這個角色,由於是擁有情感,並受過專業訓練的基因改造「新人類」,惠美子乍看與真人無異,唯一的不同就是她瓷器般的皮膚,和有時會像發條玩具一樣間歇性停止的動作。惠美子原本是一個日本人源堂先生買的秘書型發條人,源堂返回日本時因運費高昂而遺棄了她。而在高緯度的日本所製造的惠美子,因為毛孔的設計適應的是溫帶氣候,住在泰國往往會「過熱」,她得靠喝冰水來壓抑從體內竄出的熱氣。在一連串的事件中,惠美子逐漸擁有自我意識和夢想,她夢想能到北方,尋找一個據說由發條人建立的村落,她甚至在最後要求她的創造者給予她生育能力。

這真是非常迷人的構想,也是非常具傷害性的構想。科幻小說的奇才艾西莫夫(Isaac Asimov)曾在1942年發表的作品《轉圈圈》(Runaround)提出他設想的「機械人三原則」(Three Laws of Robotics),它分別是:第一法則,機器人不得傷害人類,或袖手坐視人類受到傷害;第二法則,除非違背第一法則,機器人必須服從人類的命令;第三法則,在不違背第一及第二法則下,機器人必須保護自己。這個帶有某種合理性的構想日後被眾多科幻小說家擴展使用,我以為這重點不在構造小說的機關是否完整緊密,更重要的是,它也涉及倫理的問題。也就是說,當人類創造機械人的時候,會為這個自己創造的「類生命體」,順道設下它們與人類之間的倫理關係。

但問題出在「類生命體」如果越來越接近生命體本身,甚至是人類這種「最高智慧」的生命體,人類將面臨的是,如何對待「像自己」的另一種存在型態。或者說,倫理是變動的,原本的倫理界限如果被打破了,該怎麼辦?

就科學上的傳統定義來說,生命有七種特徵。一是體內平衡,二是組織性,三是新陳代謝,四是成長,五是適應,六是對刺激能有反應,七是繁殖。我常想,倘若有一天,「人造人」也能符合這七種特徵,那麼我們需不需要以對待「生命」的態度去對待他們呢?這就是從人類的種族解放、性別解放、物種解放,科幻小說家意圖追尋下去的,人是否也能善待自己創造出的,介於生命與無生命之間物質的思考。

那麼美而迷人的惠美子雖然在性俱樂部被當成玩物表演,但終究出現了所謂的「夢想」,並且依靠這個「活」下來。由於作者的筆法如此出色,使我在這本五百頁的小說裡愛上惠美子。我有時候會想,人與人造人的戀愛,或許是人與鬼魂戀愛的一種時代轉化。都涉及一種「殊途」卻「互相吸引」的痛苦掙扎。人類是世界上唯一有道德主動權的動物,也是擁有最多愛的可能的動物。我們會愛上夕陽、殺戮、毀滅和石頭,我們可以愛鬼魂,也可以愛上一個不愛我們的人造人。這也是小說中惠美子與安德森‧雷克的關係,讀來讓人心痛的原因。

當然,愛情並非這部小說的寓意,但做為一部類型小說,裡頭觸動人心的部分不僅是「製造末日恐慌」而已。像自詡清白為官的賈迪與政府、皇室、資本家的衝突,對基因改造食物與動物的隱藏性思辨,乃至於對自然資源運用的反省……都使得閱讀本書,除了情節緊湊的樂趣之外,還多了環境思索的深度。這本書就像是一句歎息:當未來我們因著自己犯下的錯,終究使得天使離開這個城市的時候,世界該如何繼續下去?


編按:吳明益老師的新書《天橋上的魔術師》也非常值得一讀。

※

延伸閱讀:
Times:2009 Top 10 Fiction Books
保羅.巴奇加盧比俱樂部
科幻國協毒瘤在臺病灶:The Windup Girl (2009) by Paolo Bacigalupi
譯者記:結識《曼谷的發條女孩》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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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9日 星期三

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

標題名稱取自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作品,該書收錄〈攝影小史〉與〈機械時代複製的藝術作品〉兩篇文集。

之前看到梁文道在鳳凰衛視中文台《開卷八分鐘》節目上,介紹一位阿根廷作者安娜‧瑪麗亞‧舒阿(Ana Maria Shua)的《微型小說》(Microfictions)一書影片。我這才正視原來除了長篇小說、短篇小說外,還有一種文體是微型小說,而且方興未艾。上了維基百科搜尋,所謂的微型小說又稱「小小說」或「極短篇小說」,是順應現代人繁忙生活而發展成一種篇幅短小的作品。怎麼樣的小說才稱得上「微型」?其實沒有一個很明確的定義,有人說300字以內,也有人覺得1000字左右亦無不可。但不論如何,這些的簡短故事幾乎都有一種特質--會帶給讀者某種「靈光一閃」的省思,因此在維基百科頁面上的統一名稱則是「Flash Fictions」,取得很妙。

2010年2月11日 星期四

年終圖書定價制度清倉會報

這兩週來網路書市間有個熱門的話題,是關於「圖書定價制度」的存廢與否,在目前以立法形式推行圖書定價的國家數量還是比用行業協議約束書價的國家來得多。回溯到十九世紀末年,歐洲開始實施圖書定價,在不同的國家之間卻有了兩極化發展:英國、瑞典、芬蘭等國嘗試過制定書價協議,可是後來相繼廢除。至於法國、德國、西班牙等國,從1980年代以來,已將行業協議正式轉換成立法來保護圖書的定價制度。

圖書定價制度的存廢與否,每個國家考量重點都不相同,以英國為例:當初實行定價制度,是為了方便出版社將資金用於銷量不高的重要作者作品出版;而日本將出版品排除《反壟斷法[*1]》之外,限定出版品價格不能高於國民的平均收入水準,則是考量為了提昇全體國民知識素質,讓所有人買得起、買更多書籍;在德國的政府則是出於阻止圖書一味商品化的趨勢,企圖透過定價制度來維護文化的特殊性,以及出版社和零售商的多樣性。

英國定價制度的瓦解



儘管圖書定價制度聽起來如此優秀,仍比不上自由貿易市場的衝擊,以及利益分配不均後的糾紛。最早是由麥克米倫的佛德里克.麥克米倫(Frederick Macmillan)發起並起草的一份圖書淨價協議,1900年在版權協會、書商協會及作家協會三方共同倡議實行,內容與其基本相同,規定零售書商都必須按照定價售書,不得打折。1962年,該協議被提交限制競爭裁決法院(Restrictive Practices Court),法院當時認為,圖書淨價協議有利於出版商使用書商的資金來資助那些重要但讀者較少的作者的作品得以印刷出版,因此批准了該協議。

但終於在1991年開始破局,是年狄倫書店(Dillons)、水石書店都開始提供打折圖書。1994年,公平交易委員會又要求法院再度審理該協議。1995年,哈潑.柯林斯和藍燈書屋等幾家大出版社退出圖書淨價協議,零售商提出分享圖書銷售中的利潤,1996年英國書商協會也退出協議,1997年,法院裁決該協議不符合大眾利益,由此,圖書淨價協議退出英國歷史舞台。而大型連鎖書店像隻大怪獸一樣拓展,圖書零售價大幅下滑,很多大型超市也分食了圖書市場,它們的目標是藉由少數暢銷書的打折,吸引消費者走進超市購物。

消費者耳熟能詳的亞馬遜書店也在此時進入英國。

取消定價制度後的景況



沒有了圖書協議制度之後,乍看之下消費者們好像可以買到更便宜的書,也有了更多的選擇。但是事實真的如此嗎?尼爾森圖書追蹤公司對2001年至年間由於圖書打折導致的收入減少數目做了統計,這個數字竟達37億英鎊──這10年間,英國市場共售出18.8億冊書,創收144億英鎊,根據定價應該拿到的進賬是181億英鎊。10年間,圖書打折幅度連年攀升,平均打折幅度從2001年的16.4%,到2009年增加到24.7%,是歷年的新高(其實台灣的「博客來79折」也未遑多讓)。

這些消失掉的錢,如果在定價制度還存在的情況下,也不盡然會全部跑進圖書業者的口袋;因為沒有了價格促銷,圖書也不會有那麼大的銷量。我們可以說,出版商和書商是在用更多的銷量來換取「薄利」。

聰明的愛書人馬上會聯想到一件事情--那就是獨立書店和連鎖書店的倒閉,是否也是肇因取消「圖書淨價協議」的緣故?這是一個很難釐清的因果關係,英國目前的情況是:由於取消了圖書淨價協議,有更多的消費者透過超市買到了想買的圖書,有一些獨立書店依然存在著,消費者花更少的錢買到書,暢銷書的銷量也更大了。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連鎖書店因此把焦點都關注在暢銷書上,而忽略了具備長尾效應的高品質圖書。有出版人投書表示:「市場上有太多商家利用價格杠杆來賺得市場佔比,因此損壞了行業保持盈利並賴以為繼的出版鏈條,限制了真正創新式的行銷。」

另外一種可能的情況會否是,「由於圖書打折,出版商在定價時會考慮提高定價,如吉米.奧立佛(Jamie Oliver)的書的價格就被定到一個不太合理的水平。消費者因而認為創新的內容已經貶值了。」

山姆大叔的逆襲



另外一個導致英國(或其他採取定價制的國家)圖書價格協議瓦解的因素,該是以世界正義巡迴法官自詡的美國。美國國會1936年通過了《1936年羅賓遜-帕特曼法》(Robinson-Patman Act),來作為《克萊頓法》(Clayton Antitrust Act)的補充。該法案由國會議員賴特.巴杜曼(Wright Patman)批准,法案禁止任何個人或企業採用價格歧視的手段向不同的購買者銷售相同商品,這樣可能會削弱競爭導致壟斷。在這一反托拉斯體系下,以保護市場競爭和維護自由貿易為基本,圖書可以自由定價在市場銷售。同時,美國圖書憑藉在成本結構、首印量大以及匯率等方面的優勢,對英國市場形成巨大威脅,也是導致英國廢除圖書定價的一個原因。

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和90年代中期,美國經歷了兩次紙價上漲,1975-2000年間,不考慮通貨膨脹因素,精裝本和平裝本圖書價格平均上漲了10%和38%。

出版社事先考慮到圖書的大幅打折,因此提高書價,來彌補損失,是另一個重要因素。這也催生了書業的惡性循環:圖書更多地走進了非傳統銷售通路,暢銷書以大幅度折扣、大量售出,出版社加大暢銷書的印量減少其他非暢銷書的出版,導致新書品種不斷下降,嚴肅文學、有價值高品質的出版物式微,隨後,出版社不斷提高圖書定價,以維持高折扣下的盈利。而絕大多數的獨立書店無法與超市和網路書店相抗衡,紛紛倒閉。

一路看下來,取消定價制度的初衷不管喊得再怎麼冠冕堂皇,都免不了那分贓不均的爭議,而消費者跟零售書店之間可能互相都有嚐到一點甜頭(經歷約十年的薄利多銷),但最後面臨到的全球性危機卻是,我們越來越不容意看到具有個人創意的書籍了,取而代之的是那種有普世價值、大市場的暢銷書。並不是說這樣的書不好,但打個比方來說,人每天都要吃飯,也會想吃點有特色的小吃吧?會不會到最後,所有人都看一樣類型的書、就如同只能吃同一種食物呢?現在書市給我的感覺就是如此。

武士道的理想堅持



日本這個國家在某些層面上讓人感到欽佩,在三島由紀夫以利刃自剖時,就可以顯見這點--武士是會擇善固執的。

從二十世紀九零年代後期至現在,儘管日本出版業持續不景氣,但在如今看來,多虧有了定價銷售制,才避免了出版業的全線崩潰。

在日本,把定價銷售制叫做「再販制」。「再」即「二次」之義;「販」即「銷售、零售」之義。出版社透過批發公司把圖書批發給書店,是「第一次銷售」;書店把圖書賣給讀者,是「第二次銷售」。與世界其他國家的圖書零售制相比,日本圖書再販制的特點在於,圖書的價格由出版社指定,出版社透過批發公司監督書店執行,書店在出版物的零售過程中,沒有權利漲價銷售或減價銷售,只能按定價銷售。所以,再販制實際上就是圖書固定價格銷售制。

二戰以前,日本出版業總體上處於自由競爭的狀態。對於圖書的價格,出版社可以自由地定出「本體價格」(即不含消費稅的價格);批發公司可以自由地定出批發價格;書店則可以根據行情自由地或按定價銷售或漲價銷售或減價銷售。

二戰之中的1941年,日本政府因為戰爭的需要,成立了日本出版配給統制會社,把日本的出版社、批發公司和書店統一管制起來。在「大一統」的體制下,圖書的本體價格、批發價格、零售價格也被「統一」。這為日本出版業戰後實行再販制埋下了伏筆。

二戰結束後,駐日聯合國軍總司令部勒令日本出版配給統制會社解散,出版行業因此「鬆綁」。但是,由於該公司多年的統一管制,日本出版行業的流通通路在事實上變得比較單一:出版社→批發公司→書店。

當時,在大多數出版社、書店離開了「中盤」不知所措的情況下,一批出版人士和批發人士站出來,相繼成立了東販、日販等圖書批發公司,重新開始出版、批發、零售的運轉。在1953年以前,出版社按照以往流行的不成文的交易習慣給圖書定價,圖書交易公司把圖書批發給書店。由於還沒有實行再販制,出版社和圖書交易公司不能約束書店,書店為了促進銷售或削減庫存,既可以漲價銷售,又可以減價銷售。

1953年,日本制定「壟斷禁止法」,把圖書、雜誌、報紙等出版物認定為「壟斷禁止除外的商品」,即不參與市場競爭、必須在價格上有所壟斷的商品。日本官方之所以做出這樣的認定,是考慮到提高國民的素質離不開出版物,要讓全體國民買得起、買得多出版物,就必須「壟斷」出版物的價格,使出版物的價格水平不能高於但可以低於國民的收入水平。從「壟斷禁止除外的商品」認定出發,自然就催生出了再販制。

回歸實施定價的反省



身為一個消費者,對於定價制度的實施固然是樂見其成,但是有些必須了解的當務之急不得不說;特別是在台灣政府大量投入資金發展「數位出版」一頭熱的今天,很多根本性的出版問題都有待釐清。引用商報在今年一月22日的文章:
  1. 定價制導致書價平穩保護消費者利益

  2. 定價制使出版業面臨金融危機時更抗壓

  3. 廢除圖書定價制使通路混亂讀者受損

  4. 自由價格體系會致打折「不能承受之重」

  5. 定價制可保護圖書出版的品味

  6. 定價制實施需要良好的外部環境


我不算一個左派份子,甚至有潛在自由主義的基因,但是我仍然相信一個國家必須在對永續福祉的考量下進行決策,特別是攸關文化與知識傳承的領域--我不希望像中國那樣對所有文化出版品進行誇張、獨斷「自以為對人民好」式的審查,而是在開放讀者用品味自由選擇的情形下,塑造出屬於我國自己的閱讀形象,進而才會漸漸累積一層台灣特有的文化底蘊。這是一條漫長的路。

[*1]在我國應為公平交易法。




***

編輯碎碎念



寒假開始後,我看著家中讀國小的弟弟抱著一本寒假作業猛嗑,不免好奇地借來翻閱,想看看現在小學生到底都寫些什麼樣的功課。

「嗯,要寫二十篇日記,數學測驗卷十回…社會科要看兩場展覽,並且交心得報告…自然科要觀察植物的生長報告……咦,你們的國文作業呢?」

「在這裡。」

我弟拿出一疊綠豆碰似的宣紙,上頭用淺墨色印上臨摹浮水印,然後對我傻笑著:「老師說要把這些寫完。」

「那你寫幾張了?」

「只有這樣。」他翻出兩張任誰看到都不會聯想到「書法」的印象派畫作。

當場我就決定使用Call Out小天使的機會卡,撥了通電話給國小麻吉「豪哥」。想當年我們兩人可是稱霸文山區國語文競賽的“絕代”雙驕(因為一個世代大概也才半年而已);豪哥從二年級開始學書法,寫得一手美到超齡的硬筆字跟軟筆字,而我則因為上課愛講話,遂被老師指派去參加演講比賽。當時我們兩人一路過關斬將進入北區複賽……這又是另外一段故事了(請不要拖稿,謝謝)。

雖然說這年頭國畫、墨寶的地位逐漸下滑,除非將來有從政的打算,可以在贈送匾額、題字留念時派上一點用場;但最近好像連題字文化都已經升級成「電子數位打樣」,看看桃園國際棒球場正門口的「朱立倫 題」四個大字,好歹也選個「華康魏碑體」吧…。為了避免哪天我弟當上總統時,發生這種窘況,還是從小奠定基礎為上。


「豪哥,有件事情想請你幫忙。方不方便今晚來我家一趟,調教一下我弟的毛筆字吧!」

於是小弟他就在虎年來臨的前夕拜師了。

歲末年終時分,敬祝經典文學坊的各位朋友,開春大吉、紅包滿滿!

2010年1月12日 星期二

原鄉‧緣鄉

有一類書寫形式,我們稱之為原鄉文學,作家筆下的故事環境,可能有不合時宜的空氣在流淌、有遠在他方的人物在奔忙,或者是在字裡行間種下一株只有故鄉才會有的植物、烹煮一道只有母親巧手料理才會端上桌的佳餚…等等。

每個人都有他的故鄉,特別是身為海島國家的台灣,在先天地理環境與歷史背景的驅動下,大江南北的遊子過客均匯聚一堂。早年人們熟知的原鄉文學代表莫過於在西元一九四九年左右,因戰亂因素飄蕩來台的中國人士,其中又以司馬中原、琦君等為代表性作者。然而並非一定要關山千里才有思鄉情,人們常說「水土不服」,飲入喉頭的水如果不再是熟悉的滋味,腳下踩踏的土地如果不再有慣聞的氣息,那麼隨之而來的就是另外一種濃濃的鄉愁飄蕩。

當初大陸原鄉文學因為「政治正確」,甚至被編選入小學國文教材,在推廣的同時,屬於台灣本土殖民地文化色彩濃厚的文字作品光芒一度顯得黯淡,這段時期著名作者包括賴和、吳濁流、鍾理和、鍾肇政等人,其作品除少數成名甚早,家族社經地位就高的作者外,多不受重視;能識字寫作的人們大部分是在日治時期接受私塾教育,又以客家背景者為多。

在五零年代開始,世界文潮逐漸進入台灣,儘管這時期國民政府仍進行嚴密的資訊管制,但阻擋了人們對於「禁書」或「非法書」的好奇。閱讀,不啻是開啟寫作能量的最佳鑰匙,隨著人民閱讀資訊的來源愈多,更多好的作品、更多面相的創作題材應運而生。這時期的寫實文學方興未艾,繼「二鍾」之後,王禎和、黃春明開啟了廣泛的鄉村描寫創作,文字揉合方言、俚語,並且結合傳統習俗,諸如《嫁妝一牛車》、《孩子的大玩偶》等作品均膾炙人口;隨後帶起包含李喬、陳若曦、洪醒夫、李潼、…等作家的強烈脈動。

至此讀者會發現原來簡單兩個字「原鄉」,所引領出來的豐沛能量如此驚人,因為每一位創作者的背後,都有一塊屬於他自己的鄉土,而這塊鄉土不是掌權者用權力、政策,或者其它手段就可以擅加更改的;進而造就了在眾多經典文學裡,以故鄉為肌理的創作作品,永遠會佔據一席之地。

今天與各位分享的一篇文章來自黃小黛的旅行部落格,介紹一位東引文字記者陳其敏的作品《東湧燈塔三部曲》。關於東引,我的薄弱印象停留在「台灣目前最北端的國軍戍守據點」,還有以前看到朋友冬天去東引當兵,放假回台灣時凍的紅通通的鼻樑;除此之外,就是一些無良軍官口耳相傳的「馬祖有五多:窮山、惡水、刁民、狗官、爛兵」順口溜--然而這種說法實在流於膚淺,部落格作者說:

這地方的風景事物,所謂何來,我們無法叫一個他鄉人與旅客,用一種隨意的方式去理解自己的故鄉,凡能夠輕易說出"這樣去生活自然就會明白這個地方"的人,顯示出不夠體貼與用心,我更加期盼的是我們懂了自己,再叫他人來懂我們,我們把自己安頓好,將來龍去脈寫清楚,才能明白自己的獨特與所謂何來,人不能因為怠惰就用隨性的方式來交代一個時代的印記。

陳其敏放棄在台灣的工作機會,一畢業就回到這塊居民不到七百人的小島,擔任馬祖日報的在地記者,進行對故鄉的耕耘,把感情投注筆尖,用足跡踏遍島上每一塊礁岩。而這樣耕耘的成果是什麼?在2006年,馬祖日報因為面臨記者短缺的困境,社方將他調到南竿支援三個月,即引起東引民眾抱怨──

就因為陳其敏不配合上面政策,還是他太負責,將本島居民心聲徹底反應,也有錯嗎?請多尊重我們東引居民的權益,更請尊重我們的尊嚴,好嗎?


東引少了陳記者大哥,所有消息總是晚個一兩天才能刊登出來!對於資訊的傳播速度會不會太慢!希望馬祖日報能儘快將記者缺補進,讓其敏大哥能早日回東引為鄉親服務!


這樣在東引就沒辦法有正確的新聞出來.......畢竟是用聽的而不是真實看到.......而且東引缺乏了記者....那麼照片就沒辦法刊登出來了,因為馬祖的資訊就是來至馬祖日報.......只不過陳記者大哥......希望你能夠快點回到東引.......


這幾天看了馬祖日報,東引的新聞真的是少的可憐,沒有辦法第一線直接提供消息,經過輾轉登出也已兩三天之後,新聞也變成不是"新"聞了。希望馬祖日報能討論出配套措施,既然將東引記者外調支援,就必須要能兼顧東引,不要讓新聞都成為二手消息!

陳其敏僅是區區一介記者,但是他在村民的心中,卻代表了人民對新聞與資訊最單純的渴望,而每一則簡單的新聞敘述,集結成篇章後,又何嘗不是另外一種值得珍而重之文學作品?

***

編輯碎碎念


這禮拜的天氣轉變可比曼波魚翻臉一樣迅速(這是什麼爛比喻),小編週五將出發前往金門,參加今年的金門馬拉松比賽;為了應付寒冬刺骨,看來多準備個三、四件衛生衣是免不了囉!

2009年12月15日 星期二

《湖濱散記》的神祕詛咒(?)

大家提到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的第一印象幾乎都是那本經典的《湖濱散記》。這是他1854年出版的散文集,紀錄從1845年7月到1847年9月間在Walden湖畔次生林隱居的日子;透過《湖濱散記》還有著名的論文《論公民的不服從權力(Civil Disobedience)》,梭羅以「自然保護主義者」和關注人類生存的哲學家身分為世人所熟知,而他的文章更影響了印度聖雄甘地與托爾斯泰,可說間接促成世界上多處地區的民族主義運動。

今天要聊的故事,是來自於John Pipkin的最新小說《WoodsBurner(暫譯:焚林者)》。主角正是梭羅,故事從他湖濱隱居生活的前兩年開始,當時梭羅擔任森林管理員,因為一次意外,和朋友Edward Hoar引發了火災,焚毀Walden湖附近約1.2平方公里的林地。儘管並非蓄意縱火,但是這件事依然在梭羅心裡留下極大的陰影,也是日後他選擇重回Walden湖過隱居生活的原因。

記得以前老一輩常說,事業會「越燒越旺」,像早年西門町附近的新生電影院就是在一塊火災過後的建地發跡;我家附近也有一間燒烤餐廳,曾在半夜時發生瓦斯氣爆,幸虧當時是午夜,員工都已經下班所以沒有人員傷亡,結果半個月後,這家店換過裝潢再出發,生意好的強強滾…。

梭羅的人生大概也因為那一場大火而發生改變了吧!

有趣的是,不單單故事主角梭羅的經歷充滿傳奇,《Woodsburner》的作者John Pipkin在尋找出版社發行本書的過程也是命運多舛。最初找到編輯A,兩人相談甚歡,幾乎到了要簽約的程度,而且巧合的是該編輯和梭羅都是出生在Concord的同鄉。萬般無奈想不到,就在簽約前夕,A遭到所屬出版社炒魷魚,這本書的出版遂遭到無情的延期。好不容易A又換了一間出版社上班,但是這間新出版社從老總到發行企劃,居然紛紛高掛「避客牌」,有的出國放長假、有的懷孕請產假,唯一能處理業務的是一位二十出頭的小菜鳥…作者Pipkin遇到這情形,我想他心中一定在高喊:「阿扁錯了嗎?」

所幸這本書最終還是如期付梓,呈現在讀者面前--但我一直在想,這會不會是來自Walden湖泊的神祕力量呢?

***

編輯碎碎念


這則故事是從灰鷹大哥那邊聽來的,我想我不能太常去他的公司拜訪,否則每次都忍不住想要把整櫃子的書帶回家審…

昨天我兩串蕉走進去,出來時兩手已經提了快十公斤的袋子。穿越大安森林公園去搭車的路上,覺得自己像是拿著啞鈴在做重訓一樣。

今早的北台灣,有雨。

2009年12月12日 星期六

《1Q84》讀後的不純粹心得

為什麼說是不純粹?

因為這本小說的中譯本尚未出完,日文版的第三集也預計明春才會上市。再者,我閱讀《1Q84》的時候,無法控制自己的思考去聯想到村上的其它作品,就像腦袋被Little People打開了缺口一樣,沒有雷雨的夜晚,僅僅是靜謐的枕頭上,我看不到自己的後腦是不是有個EXIT標誌。

把時間退回到1984,我才剛出生不久,綠豆小姐已經在東京都的高速公路頂端,跨過太平梯--通往1Q84年。為什麼我們會在這個世界上出現、而不是在另一端呢?這是每次閱讀村上小說都會思考的問題,有時候我很懷疑,或許作者根本就是白天住在我們地球,晚上又跑到另外一個「地球'」去生活吧!就像高中數學課本上的三角形ABC,同時也必定會出現另外一個三角形A'B'C'一樣,要說有個看不見的「老師」在人們沒注意的時候,偷偷變更教材、教導我們該怎麼過生活,其實也是很有可能的。

哦,這不就是Big Brother嗎?告訴你什麼才是正確的思想、正確的歷史、正確的價值觀、正確的生活態度、正確的儲蓄方法、…得了吧。隨著資訊日趨透明的時代,我們對於正確的定義會日漸模糊,像睡醒忘了戴隱形眼鏡似的。這本小說的環境就是從有點朦朧之中逐漸架構、清晰起來的,村上曾經在《聽風的歌》裡這麼說:「每次要寫點什麼時,總是被絕望的氣氛所侵襲。因為我能夠寫的領域實在太有限了。例如假定關於象,我能寫些什麼的話,也許對馴象師就什麼也寫不出來,就是這麼回事。」

事實上讀者看小說也是如此,一開始讀,往往對作者所設定的世界觀感到困惑,例如我讀了四遍的《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每一次翻開書本都好像進入不同的街道地圖。而《1Q84》也帶給我同樣的感覺--年代是會流動的。

《1Q84》裡可以看到許多之前小說的神采,例如其擅長的雙軌世界意識鋪陳;而對於新興宗教「黎明」與「先驅」的描述,幾乎馬上讓熟悉作者的讀者聯想到《地下鐵事件》和《約束的場所》兩本訪問記錄。即使是在現實世界裡,村上春樹從未直斥當年的奧姆真理教為「邪教」,而是以一種開放式態度,去呈現某種社會現象--把自己看作底片,一張一張的拍攝出昔日參與真理教成員的影像,那種影像並非顯影外在的美醜,而是內心對於理想無法獲得滿足、所流露出的空虛。

我大膽假設,村上多年前為了寫這兩本書所做的訪問,深深地影響《1Q84》裡對深田繪理子雙親角色的設定。當初他為了忠實紀錄「事件背後的世界」,面對過的受害者家屬恐怕比任何記者還多,而對真理教成員(至今仍被社會視作亂源)的訪問更是許多人難以跨越的藩籬。

或許和台灣目前的團體氣氛也有部分相似吧,在社會缺乏階層流動的情況下,人民會有更多尋覓精神上寄託的傾向,來解決對制度難以撼動的壓力;村上春樹在《地下鐵事件》裡寫道:「經過了沙林毒氣事件後,日本已經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國家。」而他也變得和以前不一樣了。

把小說第二集闔上,想到青豆站在首都高「讓老虎為你的愛車加油」廣告看板下方,手上拿的是剛脫下的高跟鞋還是手槍?站在1984或者1Q84的入口(出口),好像都已經不再重要了。

那麼,我們自己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進入現在身處的這個世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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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碎碎念


這個禮拜在陰雨綿綿中開始,而且聽說週三氣溫還會下探十度…
還有什麼事情比在寒流的夜裡、泡一壺熱紅茶,窩在棉被裡看小說更舒服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