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

標題名稱取自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作品，該書收錄〈攝影小史〉與〈機械時代複製的藝術作品〉兩篇文集。

之前看到梁文道在鳳凰衛視中文台《開卷八分鐘》節目上，介紹一位阿根廷作者安娜‧瑪麗亞‧舒阿（Ana Maria Shua）的《微型小說》（Microfictions）一書影片。我這才正視原來除了長篇小說、短篇小說外，還有一種文體是微型小說，而且方興未艾。上了維基百科搜尋，所謂的微型小說又稱「小小說」或「極短篇小說」，是順應現代人繁忙生活而發展成一種篇幅短小的作品。怎麼樣的小說才稱得上「微型」？其實沒有一個很明確的定義，有人說300字以內，也有人覺得1000字左右亦無不可。但不論如何，這些的簡短故事幾乎都有一種特質－－會帶給讀者某種「靈光一閃」的省思，因此在維基百科頁面上的統一名稱則是「Flash Fictions」，取得很妙。

我的《餘生》經驗－－舞鶴與文學

舞鶴，本名陳國城，一九五一年出生在台南。從一位經典作家的角度來說，他起碼在年齡上已經攀到了邊，這是一個選總統都有年齡限制的時代，不到四十歲的文字工作者，無論其才華再怎麼耀眼，似乎都註定了要暫時被禁錮於歲月之中。

當然事實上，舞鶴從青年就已經開始創作文學、編輯報刊，曾獲得吳濁流文學獎與賴和文學獎兩項本土小說的代表性榮耀肯定，他的知己兼莫逆駱以軍更稱呼舞鶴是「偉大的惡漢小說家」。有惡趣味的讀者則將這兩人的出現，比擬為九零年代台灣文壇的群魔亂舞時代。

大概是他們兩位作者都有一種共通的特異獨行吧！對於小說懷抱著別人所沒有的熱情堅持，連帶著下筆所形鑄出來的文字也變得魔幻妖嬈；有人喻為異端、有人則不敢直視那恍若豔陽逼目的文字。試舉一例，董事基金會在去年通過菸品健康捐的立法時，社會上正反兩面意見紛呈，但似乎道德正義派仍稍佔上風，在此時，駱以軍毫不遲疑的跳出來寫下一篇「一個吸菸者的抗議」；本來就不吸菸的我，看了這篇文章也不免替這些癮君子大大抱屈，並對假「良善」、「正義」之名的粗魯暴行深感厭倦。一直以來，駱、舞二人就扮演起這種角色，揭露人類文明裡的禁忌、大人們不願坦然面對（曾幾何時我也是大人了）的那部分，而被暴露出來的血肉往往讓許多讀者會感到坐立不安。

有人說，閱讀他們的小說，會讓人有種：

既痛苦又極樂的感覺，像是游走在癲癇和入定的交界處，忽忽若狂。似乎作者的意志力正在貫穿讀者，而他們的意志力是如此強大又暴虐──當舞鶴從山上的禪寺走回逐日喧囂的淡水；當駱以軍從憂鬱症的冥界走回寫作的小旅館──他們是歷經過如此艱鉅的苦才能跋涉至此，而我們卻是如此幸運，只要當一個足夠與作者的力量搏鬥的讀者，那就夠了。

聽起來有點像是吸食毒品的上癮者，不是嗎？會讓我有類似感受的作者還有早年的村上春樹，為什麼特別強調早年，因為似乎隨著生理精神的成熟，善於寫作的肉體，原本連接筆端的敏銳寫作神經也會有所轉變，像是纖細的樹苗逐漸熟成，變成堅硬的木質與粗韌纖維，意志力也就趨於執拗起來；並非說這樣的轉變不好，如同四季的遞嬗一般，生物都會經歷過這樣子的成住壞空，問題只在於－－階段性的切割點會出現在何時。

舞鶴是屬於一方面與外在環境張牙舞爪的抗爭，同時也跟不斷茁壯、漲裂的內在自己互相撕扯的這種人。斬斷企圖成為堅韌樹幹的靈魂觸鬚，讓它不停的經歷成長、夭折、綻出異色血花的輪迴，到達不了穩定的過程是超乎尋常地痛苦。

我引用小小書坊店長的話作結：

初讀舞鶴的小說並深受震憾的，是早期的作品，〈拾骨〉。剛從莫斯科回到台灣、修習俄國當代文學的我，問了我自己一個問題：他是誰？

沒過多久，《餘生》出版了。《餘生》於我在華文小說閱讀的經驗上，有幾個重要的指標，其中為最的，我想是它打破、並且重新塑造了我對於中文使用的想像，而這一點，極為諷刺地，卻正是他的作品被屢屢劃上標籤，並且稱為「無法與一般讀者接近」的主要原因。《餘生》為舞鶴帶來諸多獎項、學院研究也就此無法遏抑地延燒開來，然而，對於一般讀者而言，舞鶴依然陌生。

我對這樣的現象感到困惑，對於評論稱舞鶴「小眾」、「邊緣」、「孤絕」感到不解。這份困惑與不解，來自於我拒絕接受，他的作品只有少數人才能「讀懂」，而 事實上，我的困惑很快就獲得解答。這個歷程，也跟小小後來所選擇的路，是一致的。

這個事件，我們姑且稱之為「餘生經驗」，而這個經驗簡單的說，是戳破了某 些知識份子的孤高幻想，而證實了我的臆測：我們的文學閱讀能力之侷限，來自於教育的霸權以及媒體的高度同質，除此之外，別無其他。 「餘生經驗」之後，確立了小小在創立之時，就必須擁有一個空間，能夠長期帶領讀書會，將那些被某些知識份子、評論家、媒體認為「難」的作品，帶到走進這個空間的讀者面前。因此，當獨立書店聯盟的大師經典推薦書展要展開之時，我毫不猶豫地選了《餘生》這部作品，小小的初始，確實可以說是從這本書開始確立它的方向的，迄今，通過更多、所謂更「難」的作品，也證實了這個方向是對的。

另附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研究生林麗如之碩士論文「歷史與記憶－舞鶴小說研究」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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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碎碎念

本週又回到濕冷的天氣，真是北部人心裡永遠的痛。每當這時候我就會想起以前住在屏東的日子，一、二月都還可以沖冷水澡不會感冒的瘋狂…。
那種瘋狂的舉動還是不要常做比較好，大家要多多注意自己跟周遭朋友的健康囉！

「這是你今年一定要買的書」－－放羊的書評

相信大家在書架上一定看過這樣的字句：

「這真是一本曠世巨作…（另外還有一百本曠世巨作在我書架上）」、

「這是我今年看過最棒的一本偵探小說…（您一年只看一本書？）」、

或者「作者用光彩奪目又絢麗動人的文筆，架構出一個史詩般的奇幻世界…（我買的是電腦遊戲《魔獸世界》嗎？）」

諸如此類的溢美文字，其實已經嚴重導致讀者購書時的感官疲乏，我們就像吸毒過量的上癮者，被迫接受一次比一次強烈地誇張形容詞刺激，進而失去了原本對文學作品應有的決斷能力。

這個問題是普遍存在各國出版界的，在英美小說封面裡，你可以輕鬆的找到「Amazing」、「Brilliant」、「Marvelous」之類的讚美；同樣的一句話，只要稍微調整一下主詞動詞，馬上又可以用在下一本書的宣傳上頭，讀者們難道真的會被這些煽情字眼影響？或許不會。可是這樣的現象卻造成一種惡性循環－－如果有天你拿起書架上一本書，在封底沒看見熟悉的「這故事真棒！」之類贅言，是不是會開始懷疑：「真的有人看過這本小說嗎？」、「是不是寫的太爛了？」。於是乎，大家只好在每本新書發行前，開始到各大報章書評人面前搖尾乞憐，看能不能討到幾塊遮羞布來粉飾某些內容貧乏的文字。

我不反對請名人推薦某本好書，或者邀請書評褒冕，但就像以前國文課老師常說的：「一篇好的文章應該要『情盡乎辭』，如果『情溢乎辭』或『辭溢乎情』都是辭不達意」，那麼一段適當的推薦文也應該比照辦理；是否能夠凸顯這本書的特色？或者表彰作者的文學成就？都是下筆時應該思考再三、謹慎為之的事情，而不是翻開一本辭典，隨意挑選幾個語意曖昧的讚美就拼湊一塊，這樣是不負責任之至的行為…。

一則好的書封推薦其實不必贅語如珠，舉史蒂芬‧金替克里夫‧巴克的《血之書》所寫的讚美為例：「我已窺見即將到來的恐懼，它的名字叫做克里夫‧巴克。」由同是撰寫驚悚小說的前輩來做這樣的推薦，不僅說服力十足，還隱含著世代傳承的意味。

要用寥寥數語道出一本好書的精采誠然不易，但孔子修春秋能以「一字寓褒貶」讓後人讚嘆不已－－大家是否也嘗試過只用一句話，來推薦一件你喜歡的東西給朋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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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碎碎念

當小編親身嘗試過寫推薦文之後，對於那些靠廣告文案賺錢，而且還能衣食無虞的專業文案寫手心生由衷的欽佩－－我對你們的景仰有如滔滔江水綿綿不絕，又有如黃河氾濫一發不可收拾啊！

想找一本耶誕節輕小說嗎？我聽過這則有趣的故事。

Kay Harker是一位住宿學生，在聖誕節這天搭火車返家的途中，卻發現自己捲入了一場爭奪「神祕盒子」的戰爭。那是一個可以讓人隨意縮小、漂浮在空中，甚至能夠回到過去的魔法盒，盒子的主人是一位老人Cole Hawlings，他在火車站裡頭跟主角Kay搭訕，語帶玄機的透漏：「狼群開始奔跑了！」，一連串的刺激事件接踵而來（這位叫Cole的老頭子是聖誕老公公還是災難製造機？），以Abner Brown為首的壞人集團，企圖搶奪這個有神奇力量的盒子。

這是由John Masefield在1935年出版的小說《The Box of Delights》。

儘管它的劇情是如此老套，時下不管是哈利波特、暮光之城等奇幻文學的口味都十分辛辣（把人變小的魔法盒？狼人直接就把你撕成碎片…）。但是，在超過七十年後的今天，英國BBC、與眾多書評仍然對本書推崇不已，我們都相信小朋友會喜歡這樣的故事設定：在大雪冰封的冬天，遠從外地回家過聖誕節團圓的孩子，坐在溫暖的火車車廂中，一節節明滅燈火、逐一點亮漆黑的原野鐵道…。

記得小時候我總是很期待長途旅行，像是校外教學啦、畢業旅行啦等等可以出門過夜的機會，似乎很多神奇的事情就會在其中發生。等到之後真的有機會負笈他鄉念書，或者在外地工作，那種小時候對「未知」的雀躍似乎也漸漸消失了。像是小虎隊紅蜻蜓歌詞裡唱的：

當煩惱越來越多，玻璃彈珠越來越少，我
知道我已慢慢地長大了，
紅色的蜻蜓曾幾何時，
也在我歲月慢慢不見了

《The Box of Delights》在2007年重新再版，作者其實是將它當做另外一本小說《The Midnight Folk》的續集，故事裡的主角跟反派角色都是熟面孔。John Masefield本身是一位頗富盛名的詩人，同時也參與編劇，因此他這兩本小說儘管設定給兒童閱讀，但依舊文辭典雅而且充滿詩韻。對小朋友來說更重要的是，John所創造出來的Kay Harker，陪伴他們度過了每一個風雪漫天的奇幻冬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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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碎碎念

小編我不信仰基督教，對於聖誕節也沒有慶祝的習慣，這天對我來說，就成了跟老朋友小聚對酌的最佳藉口（謎之音：先承認你是酒鬼吧…）

在冷颼颼的天氣裡，有什麼事情比準備一爐火鍋，兩瓶葡萄酒更讓人興奮的呢？

愛別離

在今天早上看到Brittany Murphy過世的消息後，這已經是今年不知道第幾個讓人難受的永別。成長，或許就是在一陣陣分別的疼痛後，學習接受、逐漸習慣、進而也會開始安慰起別人「看開」等等。

你還記得第一次體會人生的無奈是什麼時候嗎？

我記得是在小學二年級時，一家人圍著桌子吃晚餐，突然電話鈴響起，說也奇怪，人就是有種直覺可以判斷明明聽起來都一樣的鈴聲，背後的不同意涵。就像之後我好幾次接到這類的電話。那一晚，我們得知宜蘭的姑婆往生；她是家裡第一位握著我的手，教我寫自己名字的長輩，當了一輩子的國小老師，作育英才無數，但始終尋不著生命中的真愛。

在父母語帶啜泣的對話聲中，我離開飯桌，到客廳的長板凳上用色紙折一朵一朵的白雲（雖然不是白色的），當時我想：「大人都說姑婆去天上了，那邊應該會有很多漂亮的雲彩吧！」。忘記折了多久才把一張板凳鋪滿，我就趴在上頭睡著了。

許多文學作品裡常看到令觀者動容的生命離散，但隨著年紀漸長，這些談生道死的故事中，始終留在我腦海裡難以抹去的，卻是同鄉作家黃春明的短篇小說「死去活來[*1]」。故事中八十九歲「粉娘」的歷經幾次「壽終正寢」，又奇蹟似的活轉過來，凸顯出外地打拼的子孫們來回奔波之餘的百態；這則故事用最簡單的劇情，精準反映當前社會下老人的處境，更碰觸了家族文化、人際關係、城鄉工作下的多元議題。

黃春明是既洪醒夫之後我個人最喜愛的一位本土小說家，坦白說，我實在讀不下去像是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這種深沉哀痛的作品，或許就像網誌個人資訊裡所說的：「你不喜歡某則故事，並不代表它不好，可能你讀的時間不對、年齡不對，或者翻譯的不好」。本土小說固然少了翻譯的問題，但是卻多了更直接的衝擊－－你會意識到，這些故事是很有可能在我們周邊發生的。它不是發生在遙不可及的農莊、城堡，可能就發生在某間公寓、鄉下的祖厝，而面對這樣的衝擊，其實是需要相當程度的心靈準備，才能夠坦然接受。

同樣的觀點，近日以《不能沒有你》一片屢屢獲獎的導演戴立忍，也曾在訪問中提及，為何要選擇用黑白手法拍攝本片？「因為不希望觀眾覺得，這則故事太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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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碎碎念

一周的開始，經歷了上週末地震的搖晃，小編今早起床時還暈淘淘的不想下床（承認就是懶…）。如果可以的話，我好希望能夠裹著棉被上班…


[*1]收錄在1999年出版的《放生》短篇小說集。

拉丁美洲的硝煙之美

Angeles Mastretta出生於1949年Puebla（墨西哥，普埃布拉洲），是七零年代末年的墨西哥新女性書寫的重量級作家，在台灣上市的小說並不多，今天讀完從圖書館借閱的《Mal de amores》（愛之惡,1996），是她在台出版的第二本長篇小說。Angeles至今唯二兩部小說都是以故鄉普埃布拉作為背景。

Angeles的寫作緣起可能會讓不少懷抱作家夢想的人羨慕，她原本擔任墨西哥公共教育部記者，過著替雜誌與晚報寫稿的單調生活，但一直沒有忘記想從事作家的計畫。因緣際會下，Angeles在1974年進入墨西哥寫作中心接受Juan Rolfo[*1]的指導，並寫出個人的第一本詩集《La pajara pinta》（彩色鳥），隨後得到出版社編輯青睞，預支了六個月薪資開始創作小說，首部小說《Arrancame la vida》遂誕生在讀者的面前。

《Arrancame la vida》的中文名稱有兩種，分別是小說譯作《亂世情迷》，還有電影版的《情慾逗我心》…

（這樣誰知道是同一則故事呢？）



大致劇情從預告片裡可以窺得一二；大部分的拉丁美洲作家創作裡，都可以嗅到類似的味道，輮雜著金屬鏽蝕、砲彈擊發、血跡風乾後的氣息。

Angeles的第二本小說的劇情背景則設定在墨西哥獨立戰爭前不久，那是個政局動盪如早年台灣的地方，或許歷史課本上並未詳細介紹過此一曾孕育有馬雅、阿茲特克的遙遠國度；但其實它和台灣之間卻有著意外的相似，特別是在中年男子對於國家掌權者不滿的批判上－－女主角艾蜜莉的父親，和我們父執輩裡喜好對政治說三道四的叔伯印象重疊，每逢週末便到好友的家裡泡茶抽煙聊是非。小說裡這樣描述：

沒過多久，迭戈（註：女主角之父）就從反對首長改選發展到肆無忌憚地議論，再後來，他也會理所當然的從直言不諱進展到狂熱－－那麼一位狂熱份子被當成囚犯逮捕也只是時間長短的問題而已。

你我周圍或多或少都有幾位這樣子的人吧！爾後艾蜜莉與父親好友的小兒子丹尼爾相戀，偏偏丹尼爾也是一位狂熱激情的革命份子，就如同前陣子剛拍成電影的Che Guavara一樣，每當受到革命感召時，就義無反顧的投身不同領導者麾下，但是每一次都在失望中收場，艾蜜莉的失望比起她的男友更甚，就如同我幾位女性友人認為林覺民「與妻訣別書」根本是在教壞囝仔大小一樣，有哪個女性可以忍受情人一天到晚在跟你訣別呢？後來，女主角遇見了一位和丹尼爾截然不同的醫生－－極度厭惡暴力的安東尼奧。

通篇故事可以說充滿了拉丁美洲式的激情，每位角色的生命力都如同煙火綻放，不論是艾蜜莉的父親、母親、阿姨，乃至於她的男友。而豐富歷史事件更讓這本書裡的兒女情長摻入現實的硝煙味，橫跨將近一個世紀、兩代家庭的故事，如同《百年孤寂》般的敘述野心…。但是，想搞革命的男人們，千萬不要讓你的女友讀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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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碎碎念

印刻重出了George Orwell的《1984》，是為了趕村上春樹《1Q84》大賣的風潮嗎？搞不好真的會有人不小心買錯也說不定…

梵谷展在台灣也熱熱鬧鬧的開幕了，跟小編一樣怕冷的朋友千萬不要錯過去相擠「愧羞（閩）」的好機會 :D

文學的祕密

有位頗具文彩的老校長說了一則故事。

有天我在街上遇到一位視障的乞丐，他坐在地上、面前放了一張用厚紙板做成的牌子，上面寫著：「我是盲人，請施捨我一點物資」。

我想了片刻，終於走過去放下一張百元鈔，並蹲在旁邊對他說：「先生，你牌子上這樣寫不行哦，生意不會好…」

「有什麼不對嗎？」那位朋友翻著混濁的瞳仁朝我的方向問。

「你這樣寫沒辦法打動路過的人，因為他們不會知道『盲人』是什麼感覺，自然也就不會同情你。」

「那我應該怎麼做…」

我思索之後回答：「你可以考慮寫『朋友們，你有幸在出太陽時看到蔚藍天空，下雨時看見雨點打在路面，更可貴的是，你能仔細端詳身旁人的臉孔－－但是這些，都是我失去的。我所能擁有的，是你們能給予我生活上必要的資助』。」

聽完老教授的這則故事，我想起小說家的名言「我們所寫的都是真實的故事」，其實更合適的說法應該是「我們所寫的都有真實的故事」。

我想這不是真實或者謊言的問題，而是如果某件事情提升到了藝術層次本當如此。那位校長的故事大概是說笑，可是卻提供另外一個思考的脈絡－－在創作之餘，我們有可能僅僅是基於現實的基礎，而沒有憑空想像出一些不曾經驗過的事情嗎？以白話文來說，是不是有這樣一種作家，他筆下的故事完全都是人生歷練過的種種，筆下的人物皆可在現實世界裡找出一位原型，更甚者，如果有必要描寫一粒鑽石之美時，他會細心地來到珍藏珠寶的玻璃櫥窗前仔細端詳…（那如果寫到鴿子蛋該怎麼辦）

變成這樣似乎就有點偏激了。

大多數人可以接受的觀點應該是，文學創作是建立在某種程度現實上所作的再造，而再造成分的多寡卻與這本書是否成為經典無直接的關聯。無論是像魔戒那樣的架空背景（雖然在當中仍可窺見很多現實人物的影子），或者源氏物語這種寫實到近乎紀錄片的巨作，讀者大概都不會去質疑其具備經典文學的特質。

如果以後遇到人問你，寫小說到底要不要用自己親身的故事作為素材？

可以反問他，「你是否準備好漫長、痛苦、而且沒沒無聞的再造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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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碎碎念

今天很多朋友都請假去看「Avatar」上映，只是，這麼冷的天氣，讓我好想把棉被一塊抱進電影院啊！

大家會想要去看這部片嗎？

小說取名大不易

替一本書的命名是非常有趣的任務，好的書名能收畫龍點睛之效，但失敗的標題同樣可以讓精采的內容就此埋沒在茫茫書海之中。

一個成功的命名是否有什麼規則可循呢？常見的命名方式有所謂「實體類」，可以分成物品類，人名類，以及以上兩者的組合…。好比像是「辛德勒的名單」、「少年Pi的奇幻之旅」、「金色筆記」、「那山‧那人‧那狗」、「棋王‧樹王‧孩子王」、「泥河‧螢川‧道頓堀川」等等。仔細想想，原來三組式的命名還頗受歡迎的。

「抽象類」的命名就更為廣泛，而且受到許多作者的愛用，好比「追憶似水年華」、「京華煙雲」、「我們」、「沉默」、「人性枷鎖」等等。

這兩種命名方式可說各有利弊，有實體可循的書名雖然能夠讓讀者一眼了解這本書大概的調性，相對來講就免不了劇情走向被預測的困擾。畢竟只有極少數情況會讓主角或重要的物品在故事前期就「領便當」下台。

抽象式命名能夠保持劇情的神祕性，但是過於隱晦的名稱可能反而讓讀者興趣缺缺，試想：「罪與罰」跟「一個殺人犯的告白」這兩本書的標題哪一種會吸引更多的人翻閱？此外，比較早年的作品往往也多採抽象命名的。

台灣早期有不少翻譯小說的名稱和大陸近年的電影翻譯一樣讓人噴飯，我記得最清楚的莫過以前國小圖書館看過一本書名叫《妾似朝陽又照君》。當下一度以為是中國古典文學，目光掃到作者－－「海明威」，小小年紀孤陋寡聞，只覺得：「嗯，這人的名字挺勇猛的…」

（後來才知道那本書是《The Sun Also Rise》）

同樣古色古香的書名尚有E.M Forster的《此情可問天》，原名為《Howards End》；James Jones的《亂世忠魂》，原名為《From Here to Eternity》（編輯很明顯是向「亂世佳人」致敬）；Ernest Hemingway的《戰地春夢》，原名為《A Farewell to Arms》等等。

這幾年還有另外一種取名方式也相當受到歡迎，大概是拜George Orwell的反烏托邦小說《1984》成功所賜，以「年代」為題的小說或電影開始悄悄冒了出來。無論是最近的電影《2012》，還是王家衛的《2046》，或者俄國布克獎得主Olga Slavnikova的《2017》，還是龍應台的《大江大海1949》，電視劇《我在1949，等你》…霎時間我還以為回到了高中歷史課堂，黑板上老師抄了滿滿的年表，要學生記下每一年所發生的重大事件。

相比之下，真正向《1984》取經意味濃厚的村上春樹，將書名改做《1Q84》反而顯得意義深遠且特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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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碎碎念

最近在做一位美國作者John Updike的書，他在今年年初過世，原本一度有相當大的機會贏得諾貝爾文學獎，很可惜仍然棋差一著。另外一位經過多次提名的還有日本的基督教作家遠藤周作，他和John Updike一樣是獲獎無數，但偏偏就少了一座諾貝爾文學獎的肯定。

雖然說「文無第一」，我們很難去評價到底哪個文學獎的作品才是最優秀的，不過諾貝爾獎的公信力始終受到世人眼光關注，真要我說的話，村上春樹是很有獲獎機會的一位作者，加上他實在是太健康了，入圍的機會可是比別人多很多次的啊！

按：諾貝爾文學獎只頒給在世的作者。